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和中国文联同意，中国摄影家协会经过8年的艰苦谈判，办公地点将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所属单位进行置换。为支持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召开，同时对新址实施设计装修等工程，在正式搬入新址前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过渡性“易地”办公。自6月下旬起，中国摄协各部门及所属部分事业单位陆续迁离已“定居”了50年的北京东城区红星胡同61号院，“移动”到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2号万商汇数码城四层办公。在搬迁过程中，香港老摄影家简庆福和连登良又一次来到红星胡同61号，向这座富于历史传统、承载新中国成立以来摄影界光荣与梦想的院落作最后的告别。
　　 6月28日，简老和连老来到红星胡同61号院，看到搬家公司的车辆正在转运中国摄协有关部门的办公用品到新办公地点，便忍不住开始细细端详这所50年前中国摄协入驻不久就光临过的院落，院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已近九旬高龄的简老生出慨叹。他深情地回忆起第一次来到这所院落时的情景。他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邀请的香港地区摄影家代表，来京参加一个有关繁荣摄影创作的座谈会。与他一同受邀的另一位摄影家当时不敢来，并告诫他“去了就回不来了”。简庆福不信这个邪，偏偏勇敢地到了内地，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北京，简庆福在时任中国摄协副秘书长的陈勃陪同下参加了座谈会并见证了那时候中国摄影界的情况。此后，简庆福、黄贵权、连登良等香港摄影家成为中国摄协和红星胡同61号院的常客，他们与内地广大摄影人一样，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抚今追昔，简老凝视着中国摄协位于红星胡同内的大门和牌匾，感叹道：“50年前我作为香港摄影界代表最先来到这里，今天又要跟大家一起告别这里，真是有缘分呀。”他深情地说，以前协会各部门的办公室经历了多次调整，彻底离开这个院落，真有些恋恋不舍。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摄影家也怀着与简老等一样的心情专程来到北京，为这个院落留影，向这个院落道别。
　　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前光向简庆福一行介绍了毛泽东主席为中国摄协两次题名的历史和中国摄协办公地点搬迁的相关情况，并陪他们在院内合影留念。
　　中国摄协位于北京磁器口的新址，是写字楼建筑，是一个过渡性的办公地点，与红星胡同61号院的历史文脉和古香古色相比，更具一份现代气息。此次搬迁在一定程度上相应改善了中国摄协的办公环境，在交通上也更加方便了全国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光临协会，加强联络。
　　目前，中国摄协所属的大部分机关部室和直属单位均已迁至新址办公。《中国摄影》杂志社、《大众摄影》杂志社将继续留在东城区金宝街隆鑫大厦原址办公地，中国摄影出版社目前暂时留在红星胡同61号院内办公，将在晚些时候搬离。
　　据负责搬迁工作的中国摄协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迁至新址后，为方便广大摄影人和有关单位以及各界朋友，中国摄协各部门和所属事业单位的办公电话均无变动，邮政地址也暂时不变。
　　预计一年之后，中国摄协将迁入新的仍然位于北京市中心、条件和环境将得到更好改善的固定办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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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协新址
　　中国摄协办公新址在北京市崇文区磁器口的万商汇数码城四层，周围有光明日报社、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交通便利。乘车路线：地铁5号线磁器口站西南出口向西200米，也可乘23、25、39、43、57、60、116、204、 525、601、715、814等路公交车在磁器口站下车，十字路口向西200米即到（光明日报社斜对面）。

红星胡同61号
　　位于北京东单繁华地段的红星胡同61号（原称无量大人胡同24号）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据梅兰芳外孙范梅强撰文介绍，这处院落是梅兰芳于1918—1920年间购进的，他在此开始民间文化外交生涯。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息演8年之久，其间因为生活困难，于1943年出售了这处院落。
　　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摄影学会成立，经北京市房管局东城区房管所安排，开始暂在王府井大街12号办公。1958年夏天，中国摄协迁入无量大人胡同24号（今红星胡同61号）办公。 1987年春天，老房屋因损坏严重，全部拆除重建。1988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两幢新办公楼在原址落成并使用至今。
　　50年来，中国摄影家协会在红星胡同61号院办公，这座院落见证了中国摄协50年的成长，见证了中国摄影50年的发展，见证了今天摄影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